避免月亮
#APH #露中 #G 王耀跟伊利亚结婚的时候，距离他俩在首都机场第一次见面才过了不到两个月，但看起来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报告打上去第二天就批下来了。那会儿中苏友好，正像这对情侣一样过着蜜月期，异国工程师和翻译的跨国恋情，多浪漫啊。人都说布拉金斯基工程师同志是千里迢迢把自己从苏联送来给王耀的。
王耀回想那一天在机场见到伊利亚，觉得不是送礼的样儿，这高个子俄国人穿挺括的军装，肩头两颗星星，戴着大盖帽，半张脸藏在帽檐里，说起话来又快又响，带着不容置疑的暴君般的气质。这桩事因此看来更像西伯利亚大狼狗失足跌进了陷阱。 那时候伊利亚·布拉金斯基同志弯腰从狭窄的舱门里钻出来，四处张望，接着两步就从长长的梯级下迈下来，落到了王耀一行人面前，把大盖帽掀下来，灰色的短发因风微微一扬，看起来柔软极了；接着就挨个跟他们握手，大段大段不停歇地说起话来。伊利亚张望首都机场的时候，王耀也在下面望着他，这个英武挺拔的青年军官能一下子就把人的注意力夺走。奇怪的是他说话的时候，也正对着王耀，好像已经知道他就是翻译似的。 人家轻轻把王耀推一推，“王耀同志，他说什么呢？快翻哪！” 王耀微笑着说，“他骂人呢。” 伊利亚同志不远万里地来支援祖国建设，很受重视，王耀被派给他当专职翻译，见天跟在这个苏联人屁股后面转悠。给伊利亚当翻译比给主席和总理翻译还要累人，王耀已经把俄语当成自己第二个母语，翻译工作驾轻就熟，几乎不用思考。但到了伊利亚这里他只能谨慎再谨慎，生怕他说着说着忽然骂起人来，闹出乱子，所以只得加倍地注意。 伊利亚巡视车间，看到水管漏了水却没有被及时维修，气得跳脚，当场一手指着那水管，大叫道：‘混蛋！车间主任是谁？叫他立刻给我滚过来！“ 王耀翻译说：“请让车间的主任同志过来一趟，我有事要跟他商讨。“ 伊利亚先是焦躁地背着手走来走去，接着抓了抓头发，竟然抽出自己雪白的大手帕去捂住那一点漏水的地方。主任十分钟后来了，站在他后面恭恭敬敬地说：“工程师同志，听说您有事要和我商量？“ 王耀照实翻译。 伊利亚扯出一个微笑，叫人看了心里发毛，“不是让你立刻滚过来吗？你是像猪一样慢吞吞地爬过来的？这样的猪猡也能当车间主任！你自己过来给我看着！“ 王耀说：“主任同志，请看这里。“ “有一点漏水，这我是知道的，工程师同志。“ “水管里的水都漏进你脑子里去了？为什么不修理？你想像这根水管一样也在身上开个洞，我可以成全你。 王耀顿了一下说：“亲爱的主任同志，我认为水管的破损处虽然小，但也应该及时修理。” “不是我不想修理，工程师同志。事有轻重缓急，我们的人手应当安排在更重要、优先级别更高的事情上。水管的问题……哦，这根水管确实不严重，我们计划安排在下个礼拜修理。“ 王耀扭头对伊利亚说：“布拉金斯基同志，我们安排在下礼拜修理这根水管。“ “下礼拜！“伊利亚震惊地望着他，”你疯了吗，一个晚上都等不了，下礼拜？这只猪知道一根漏水的水管，哪怕只有一滴水——带来的潮湿会给机器带来多大的损害吗？上帝！我早就告诉过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爱护这些机器，而不是这样糟蹋它们！中国人是不是天生不知道什么叫爱惜？如果做不到，不如把自己眼珠子也挖出来吧！苏卡不列！“ 王耀说：“主任同志，布拉金斯基同志认为，一点潮湿都会对精密的机器带来损害，这些机器都是他的心血，他不愿意看到它们有任何损伤，应当尽快维修。“ “是，我明白了，我尽快办，布……布斯……唉，工程师同志。“主任说，悄悄压低了声音问王耀，”他是不是骂我了？我怎么听到一句毛子的骂人话？“ “绝对没有，您听错了，主任同志。”王耀信誓旦旦地说。 “骂两句就骂两句吧，我也在心里骂他了。” 王耀刚要对伊利亚转述尽快办理的回复，就见到他不顾地上的泥泞蹲下去，脏水立刻把他的大衣下摆浸湿了。伊利亚打开他不离身的小工具箱，从里面取出工具，自顾自地敲敲打打，将漏水的水管修好了。 他站起来，用大手帕擦干净工具箱，对主任说：“好，你可以滚了。” “布拉金斯基同志向您道再见。”王耀说，跟在伊利亚身后走远了。 王耀是俄语顶尖人才，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属于一种稀缺，当然不止伊利亚需要他，同时他还经常被厂里借来借去，新的生活环境让他很不习惯，那些陌生的机械名词他一个也听不懂。拾起中学作息，痛不欲生地半夜起来学习，拿着俄语辞典埋头研究。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困得快要一头栽进碗里，伊利亚伸手扯着头发让他坐直，这一招很有效率，发根尖锐的疼痛让他一下子清醒了。 “很抱歉，布拉金斯基同志。“他急忙说，心里忍不住骂。 伊利亚把手边的咖啡推给他，这是专家待遇，旁人没有。“王，你这些天没有睡觉吗？我看一个人要困成你刚才那个样子，至少有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就出人命了。“王耀倦怠地笑了一下，不客气地把咖啡杯端起来喝，一口气喝到了底才想到不知道伊利亚刚才是用哪边喝的，他要是个女的就好了，可以凭口红印判断一下。 想着想着他就笑了。伊利亚问他笑什么，可能人在疲倦中容易放弃思考，问什么说什么。而且王耀直觉伊利亚不会因此生气，果然伊利亚听了也觉得好笑，突然站起来，越过桌子向王耀俯过身来，吻了他的嘴唇，感觉也没什么比咖啡更浓烈的味道。王耀下意识地紧紧闭起眼睛。 王耀一被放开，瑟缩一下，赶快四下看看有没有人注意，目光所及，大家纷纷慌张地扭过头去。他叹口气，“布拉金斯基同志，我们中国……呃……我们中国人还是会觉得这样太激烈了。” “我们苏联人也是。”伊利亚回答。“晚上有个聚会，陪我去吗？” “我知道专家聚会的事情，那里都是苏联的同志，恐怕用不着翻译了吧？” “不是让你去当翻译的。”伊利亚说，“你要是觉得我不是个好舞伴，大可以去了再另找伴侣。” “那大可不必。”王耀微笑道，伊利亚一看他含着笑意的黑眼睛，就知道他说的不必当然是换舞伴的不必。 当天晚上八点半伊利亚开车到筒子楼前接王耀，两人都穿黄军装。伊利亚有军衔，平时军装穿惯了，王耀则因为军装就是他最好的衣服。伊利亚有两颗星星，王耀没有。他当然不可能凭空把军衔变出来。开车前，伊利亚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红色星形胸针来为王耀戴上。 王耀一摊手说，“对不起，我现在没有类似的饰品来还你，除非你想要一枚毛主席像章。” “我宁愿要你的像章。” 伊利亚说，踩下了油门。 伊利亚虽然说王耀如果不满意大可以自己挑选舞伴，但王耀知道他是因为自信才这样说话，自信他确实比在场的所有人都更合王耀的心意。果然王耀安于在他这个舞伴的臂膀之间，跳了一曲又一曲。马祖卡跳完了大家停下舞步，取来饮料休息。攘攘的谈话声起来了，有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走过来，自顾自地倾斜杯身，跟王耀的杯子碰了一下。 “王，我本想邀请你的。” 王耀说琼斯先生，您不见得需要俄语翻译。扭头对伊利亚介绍：“这是记者琼斯先生。中央批示说琼斯先生是公正地向西方报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不涉及政治纷争，因此特别批准驻留。” 又用俄语补了一句：“不要找麻烦。” 伊利亚笑了一下。阿尔弗雷德嚷起来：“喂，这位先生，你把东方美人霸占得够久啦！该放松些了吧？” 伊利亚也能说英文，可鼻音很重，后来阿尔弗雷德说那是“伏特加口音”。他果然听王耀的话，客气了些，只是要琼斯先生管好他自己，别来打他伴侣的主意。 阿尔弗雷德夸张地叹气：要是贵国的领导人们能先做到这样，我们的世界该多么和平！ 好家伙，良言难劝该死鬼，王耀无奈地捂住了脸孔，结果好好一场聚会被生生地搅合了，伊利亚跟阿尔弗雷德打得不可开交，拉也拉不开，美国人在苏联人的脑袋上磕碎了一个酒杯，苏联人不知从哪里扯来一根水管子，一下就把阿尔弗雷德敲趴下了。 转天王耀去看阿尔弗雷德，也感谢他没把事情闹大。阿尔在病床上坐起来，对他的到访很惊讶，说：“他为什么不自己来呢？” 王耀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算了。你们的——‘伟大导师和亲爱的父亲’是怎么说的来着”阶级敌人？仇敌之间怎么会互相探望呢？你不会是来看我死了没有吧，那容我道一声抱歉。” “在我们中国，这种事很常见。而且我并不以伊利亚的名义来，只是单纯地作为你的同事，来看看可怜的、摔破了脑袋的琼斯先生而已。“ 阿尔弗雷德微笑了一下，很快就因为扯动了脑袋上的伤口而变成一个龇牙咧嘴，“那我可就入乡随俗了。“ 他们正谈着话，门被人一把推开了，伊利亚大步走进来： “据我所知，中国还有另外的习俗——“ 阿尔弗雷德说：“晚上好，布拉金斯基先生！这里只有好心的王耀先生和摔破脑袋的老琼斯。请不要拘束，随便坐。“ “我不坐。”伊利亚硬邦邦地说。 “哦，真热情。”阿尔弗雷德耸耸肩，“那好吧，您来是想怎么着，跟我这个病号一份胜负？” 伊利亚说他来找王耀，王耀慌忙挣脱，“伊利亚，别这样，你有急事？” “没有！不过我们现在跳舞去。”伊利亚说，一手铁钳似的抓住王耀的胳膊就把他拖走了。 伊利亚那样说不过是为了气一气阿尔弗雷德，不过他开车带着王耀当然也没去干正事，两人在北戴河边上转悠，这里人少，王耀看出伊利亚有话要对他说，就安静地等着，也不催促他。可是伊利亚一直顾左右而言他，从斯大林的政策说到伟大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又说到马雅科夫斯基的诗、马克思的理论，把王耀说得心潮澎湃。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要为世界做点事情，而且由衷地为自己的国家和主义感到无比的骄傲。这么一直到日落西山，月亮升起来，伊利亚还没说到点上，王耀都快忘了他另有目的，只跟伊利亚谈的火热。明月隔着车窗照亮这两个年轻人。 忽然，伊利亚把车熄了火，从车里杂物箱里拔出一支伏特加来请王耀喝。王耀吓了一跳，在车里放酒，真是地地道道毛子能干出来的事。他哭笑不得地拒绝了酒精，伊利亚要喝他不反对，大不了他开车送他回去。伊利亚就自己喝了，他平常酒量大得很，这一次半瓶就醉了，真怪。伊利亚醉了说胡话，对王耀说：“您不是真正坚定的路线拥护者，您要证明，除非您证明。” “您还要我怎么证明？“ 伊利亚说： “跟我结婚吧，王耀同志！我命令你跟我结婚！“ 王耀一愣，继而摇了摇头： “是，是，上尉同志，现在我送你回公寓吧。“ 第二天王耀照常上班，估计伊利亚早该把醉话忘了，谁知道进办公室，伊利亚就把结婚的申请报告放在一堆工作文件最上面递过来，叫他签字。王耀想想，跟伊利亚结婚，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就签了，然后交上去，很快就批准了。 王耀结了婚，很容易就把婚房申请下，两室一厅，把他乐得见牙不见眼。搬进来第一天他跟伊利亚喝了个尽兴，拉手风琴唱歌跳舞。他妹妹王春燕在大北方上学，年年寒假没处去，到他这里来住，那会儿王耀住单人宿舍，十平米的小屋，跟弟弟妹妹挤在一起，逼仄的很。现在有大房子了。春燕来，他顾左右而言他地说看！这房子怎么样？ 春燕叹口气说哥哥，一个学期没见你怎么就把自己嫁出去了？王耀说我信里不是都解释了？春燕说她没收到信，王耀信到的时候她已经离校了。 春燕性情温和，这些事情就算接受不了，也不会摆在脸上，勇谦恰恰相反，见到伊利亚冲动地扑上去要跟他打架。伊利亚一只手把他提到一边，说王耀同志，你弟弟真是热情。 王耀哈哈哈哈你就当是这样吧。 伊利亚出门以后勇谦不依不饶地跟王耀闹腾，王耀说好啦，好啦，你不会以为哥哥就这么傻，为了一套房子就结婚吧？ “那不然呢！” 好嘛，大家都是这么看我和伊利亚的，王耀叹口气： “我们当然是……唉，你小孩子懂个啥，跟春燕学学。” 勇谦张牙舞爪，对这事始终不能接受，爱情？你跟一个苏联人有什么爱情可谈啊？你们都不是一个祖国，他将来回国了，你跟他去吗？还是他留下来？他看起来像会为你留在异国他乡的人吗？ 王耀平静地说到时候的事到时候再说。现在还没到时候，现在你哥哥我爱一个苏联人爱得发疯，你看不出来吗？去去，一边去。 勇谦后来就不敢跟王耀闹了，有一天伊利亚进门见到他跟王耀大吵大闹，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帮王耀是没错的，他冷眼看着，王耀一走他就上去把勇谦拎开一顿好打。连锁反应就是王耀知道了又免不了数落他几句，你跟一个孩子置什么气？我是当事人都没怎么样。 伊利亚搬出一堆孩子要打才能立下规矩的歪理。王耀听了好一阵担惊受怕，生怕伊利亚扭曲的教育观念危害到弟弟妹妹。但是伊利亚这人心最软了，王耀发现，软得像豆腐一样。他真心接纳春燕和勇谦，像对待亲生弟弟妹妹一样对待他们，两个孩子长期挤在他们家，他也不介意，甚至视为理所当然，王耀要给他们另寻住处，他还不乐意。 伊利亚动不动就郑重其事地对王耀说：“王耀同志，我要跟你研究一下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然后就开始从最琐屑的小事说起，伊利亚板着脸严肃讨论弟弟究竟该上什么小学的样子真是把王耀憋笑憋得肚子痛，实在憋不住了，哈哈大笑着打断话题，把伊利亚的脸捧住吻了又吻。
日子水一样过，勇谦后来也就把伊利亚慢慢接受了，时间像流水抹平鹅卵石的棱角一样把勇谦的脾气给浇灭了。有一天他跟王耀闲聊，忽然支支吾吾地说该怎么称呼你……你……你这个苏联人？ 王耀说伊利亚跟我是一样的，你叫我哥哥，叫他也叫哥哥吧。 那怎么行！勇谦瞪起眼睛，我就你这一个哥哥。我绝不管其他任何人叫哥哥。 王耀说那怎么办呢？沉思起来了，勇谦忽然嘻嘻笑起来，冲沙发上坐着看图纸的伊利亚响亮地叫了一声嫂子！伊利亚察觉是在叫他，抬起头来看着这边。 王耀用俄语跟他说没事儿，弟弟管你叫哥呢。 伊利亚平淡地点了一下头，又看他的图纸去了。勇谦乐坏了，三天两头地往伊利亚跟前撺掇，管他叫嫂子，可怜伊利亚那会子正在艰难地学中文，这是他记住的头一个中文“单词”。 春燕只有不到一个月的假，过完年就回学校去了，只有勇谦被留在哥哥身边念小学。勇谦也是命途多舛，十几岁了才有学上，不像春燕一路一帆风顺地念进大学。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伊利亚跟勇谦渐渐熟起来了，起初王耀回家就能看见他俩一个哇啦哇啦一个叽里咕噜地说着各自的语言，但是谁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主要还是靠肢体语言交流。勇谦跟伊利亚性格更合些，伊利亚教他简单的工程学知识。 不知道为什么，伊利亚好像格外不愿意被王耀看见他跟勇谦亲近似的。王耀一进家门他就把勇谦推开，用生硬的中文说：去，去！别来烦我。 王耀问勇谦，你跟你伊利亚哥哥怎么啦？ 勇谦挠着后脑勺说他这苏联人怪得很，一到你快下班的时候就不理我了。 王耀纳着闷，有一天阿尔弗雷德请他去帮忙整理文件，他刚好有空，就去了。跟美国人说起这回事。阿尔弗雷德哈哈笑起来，他的笑声很爽朗，晴朗的日光仿佛正是被这笑声引进屋子里来的。阿尔弗雷德的办公室是他特意要求过的，有大大的落地窗，他对着阳光查看一个小东西，同时说：“王，你们中国人怎么说来着？做这件事的人总是看不清眼前的事情。” “当局者迷。” “对，是这么说。要我说，你的好布拉金斯基同志是独裁者当惯了，他觉得你弟弟是你的党羽，他跟你弟弟关系好，是挖了你的墙角去呢。你要是真因为这件事跟他吵一架，他反而就舒坦了。” “荒谬。”王耀摇摇头说，“伊利亚在你眼里就这么小心眼儿？” “我可没冤枉他，我们美国的法庭向来有公平公正的人文传统。王，你嫁的是豺狼虎豹，没有吃饱的时候，时时刻刻准备着一口把你吞下呢！……其实你今天能来，我还挺惊讶的。” “来帮个忙而已，又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你觉得不过分？你的布拉金斯基同志可觉得过分极啦，他要以为我准备动手抢他的东西了，跟冬眠前的熊似的，把眼前的东西拼命往怀里扒拉，搂住了就不松开。等着吧，他马上带着绳子来把你绑了拖回去。” 王耀死活不信，还跟阿尔弗雷德打赌，赌一整条长江香烟。阿尔弗雷德带着成竹在胸的微笑说，等着吧，你输定了。 他们把赌注定下还没有一刻钟，伊利亚找来了，被阿尔弗雷德办公室的办事员小姐领进来的，王耀看见他，就说：“哦，好同志，您真给我长脸。” 伊利亚唯一没被阿尔弗雷德说准的地方就是好歹没带绳子，他一脚踹翻了办公室里放文件的一张矮桌，接着就把王耀拖回去了。 王耀几乎要给他活活的气死，但是已经在办公室的人面前丢了一回脸，再在回去的路上挣扎像什么样子，万一再来个把见义勇为的把伊利亚抓进局子里，那可够好看的。所以尽管冷着脸，还是乖乖跟伊利亚回家去了。上楼的时候，王耀扭头看见伊利亚比他还气鼓鼓的脸，扑哧一声笑起来了。 “你笑什么！”伊利亚凶巴巴地说，把门打开，扯着王耀的袖子就把他推进家里去了。他把两个房间门挨个打开看看，孩子们都不在家里，勇谦也没带什么同学回来玩，就放心地把王耀拉进书房里，上了锁。卧室大些，伊利亚让勇谦和春燕睡卧室，中间挂条帘子隔开；他和王耀睡书房。眼下他就把王耀往床上一扔，行起丈夫的正当权利来了。王耀抓着他头发说轻点轻点，你还指望我给你养下个孩子来？我们的孩子够多了。 伊利亚也不废话，张口把他嘴堵上。 都结婚这么些日子了，该做的早都做尽，王耀也不害臊了，接吻的时候睁眼望着伊利亚，伊利亚的眼睛蓝汪汪，朦胧时像一片雾霭，明亮时又令王耀想起北戴河时月光下起伏的海浪，而月亮泊在水中，碎了又合拢，合拢时就升到天上。 王耀还是跟伊利亚工作在一起，除了秋天被别的厂借去一遭，出了趟小差，走得匆忙；回来时在厂里没见到伊利亚，人家说布拉金斯基同志脸黑得跟锅底一样。王耀战战兢兢地回家，却见伊利亚面色如常，他还暗自舒了口气，但他很快就明白为什么：伊利亚的平静是胜利者的平静，那以后他再没出过差，调走就更不用说了。 他也不能为这种事儿就跟伊利亚打一架，只是心里郁闷无比。 在家里，伊利亚跟王耀共用一张办公桌，有什么拿不准的工程名词可以跟伊利亚讨论过再翻译，后来他们确定下的这套标准译名使用了很多年。 其实勇谦去上学的时候，王耀大可以去另一间房，伊利亚死活不同意，王耀真懒得吵架，随他吧随他吧。俩人就还挤一张桌子。伊利亚制工程图，几张图纸就占满了桌面，但他也不叫王耀委屈，把几张图纸摞到一起，挂到墙上摊在地上，硬生生给王耀分出一半桌面来，自己费劲巴拉的，就这样也不肯让步。王耀心想罢罢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根钢筋他爱怎么拧巴怎么拧巴吧。 其实他自己也不是不喜欢这样。有时候他翻译材料，困得受不了就在桌面上趴一下，床铺就在两步开外，他也不敢上床躺着，一躺就睡得长了。醒来就发现自己睡在伊利亚怀里，这可比床也舒服多了，王耀一睡睡到日落西山，还是被伊利亚拧亮的台灯灯光惊醒的。 王耀惊呼一声就又扑到书桌前头，伊利亚给他把外衣披上，他一伸腰给滑落了，王耀不耐烦地说不冷不冷，不穿。你怎么也不叫我。 不等伊利亚做声，王耀就拼命揉了揉眼睛，趴在桌面上看面前的电报纸，接着把纸举起来凑到眼前、伸到灯光底下……伊利亚冷冰冰地说别揉眼睛了，揉坏了。 王耀结结巴巴地说你看看这个。 我看过了。伊利亚嘴角露出一丝扭曲的锋利笑容，王耀扭过头去看他，觉得这笑容狰狞，让他简直不认识这个人了。“这可是斯大林同志啊，伊利亚——” 他说着站起来披上大衣就往外走，语无伦次地说必须马上报给中央。伊利亚还坐在原处，慢条斯理地说把帽子戴上，还有围巾。 王耀说围巾洗了晾着呢。 戴我的。 你的在柜子里，来不及找了。 伊利亚好整以暇地说：“有什么好急的，不就是死个人吗？他把那么多人送上战场，现在自己也去了，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只是恐怕我们的红军战士上天堂，他却要下地狱了。” 王耀剜了他一眼，匆匆走了。 斯大林同志逝世，全国上下都很悲痛。王耀因为没有及时上报被记了个处分，回家来因为双重打击有气无力的，慢吞吞地在那收拾资料，翻出了几份国家中医药协会的书信，当时全国上下对斯大林同志的病情都很关切，几位中医同志就攒了两副方子，说吃了就好，麻烦中央的翻译同志给译成俄文，发给克里姆林宫。王耀看到这些信，眼眶湿了。 他之前随主席去苏联开会，还亲眼见过斯大林同志的呀，虽然上了年纪，可是硬朗得很，怎么这就没了呢？ 他这种感情，伊利亚不是不能理解，苏联人爱戴斯大林同志就像中国人爱戴我们自己的主席。他刚来的时候还因为阿尔弗雷德一句对苏联领导人不尊重的话就气得跟人家打架。只是现在看看，他的过大于功，伊利亚解释道。 王耀说呸！转了转眼珠说没有斯大林同志你怎么到中国来，怎么娶到我？ 伊利亚就不屑一顾地笑着说确实是。就这一点该感谢他，这是一份功。可害死我的老师、毁了我的父亲，把我派到西伯利亚那么多年，又都是过了。 王耀说布拉金斯基同志，注意您的言辞！这都是些私人恩怨，那天晚上你不是说吗？伟大的革命是没有个人的。 布拉金斯基同志微微一笑。 集体是什么，还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吗？集体是“我们”。 好家伙，这叫什么事儿啊，王耀心里头堵得慌，一口一个同志地叫着，结果他现在连政治都没法跟伊利亚谈了，越谈越来气。而伊利亚把他抓得死死的，半个朋友也不叫他来往，无所事事漫无目的生活有时候比激情的奋斗更令人疲惫。他为此跟伊利亚吵架，也动手，甚至开了门打，闹得整栋楼上煊赫不安。当然王耀干了一辈子文职，绝计打不过西伯利亚的风雪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伊利亚，反而失足从楼梯上滚下去，脚扭了，肿起来，勇谦放学回来问怎么了，这时候他俩倒显出夫妻的同仇敌忾来了，一齐把瞎话编得圆圆的。 月底，苏共开代表大会，调他去给代表团做翻译。伊利亚再有能耐，一个工程师也不可能左右中央最高层的人事任用，王耀感谢组织感谢党，逃也似地出了家门。 他没想到这不过是从狼窝到火坑。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把斯大林批得一钱不值，王耀做同声传译，台上领导人对着麦克风做报告的声音雷鸣一样在他头顶徘徊，梦似的。这叫什么事儿？整个代表团都在问，指引我们的斯大林同志是臭虫是小人，那我们是什么？臭虫爬过的烂泥巴？ 大会第一天结束了，王耀郁闷地在街头闲逛，猛可里撞上个人，似乎是个街头小贩。他无精打采地道了声歉，后退一步，那人却把他抓住了，街头小贩一下子就敞开怀抱掏出最珍贵的商品。这人弯下腰一手按着他后脑勺接吻，王耀惊愕地喊了一声伊利亚！嘴就给堵上了。 你怎么来了？组织不是安排你去检修一批机械吗？ 那批机器没救了，太老了，机器跟人一样是有寿命的。 王耀气急了，连敬语都用上了，说：“所以您就跑这儿来啦？把工作丢下，也没向组织上请示一下？” “来不及了。” “来不及什么？大会要开半个月呢！我就在这里，还能飞了不成！我看你怕的是自己！您把我紧紧抓着，一点空隙也不许有，您把我——把我们的婚姻当什么啦？”王耀原地跺了跺脚，不顾形象地大声嚷嚷起来：“锁链吗？还是骡马的嚼子？你以为，结了婚我就变成您的附庸了？您也许确实爱我，可也尽在玩弄我、控制我，我是个人呀，布拉金斯基同志！” 街头正有一座普希金的半身雕像，王耀把伊利亚拉过去，指着诗人微笑的脸庞说道：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当着普希金像你要讲清楚！” 伊利亚不屑一顾：“普希金？诗人的笔最狡猾，您想象不出的狡猾。这儿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就是当着他的面，我也能说得出：我过去、现在和未来爱您的时刻远不止这一秒。” 好啊，什么是他不能否定的？普希金、斯大林，和他们的伟大理想，都被伊利亚贬得一钱不值。王耀咬牙切齿地道：“我对您的爱却要到此为止了！” 王耀跟伊利亚大吵一架，自己气冲冲走在前头，好一阵儿才停下，转身看到伊利亚依然慢条斯理地手抄着兜走，雪白的山楂花慢慢地落在他身上。 王耀知道自己太容易被美丽的事物打动，这一刻万般柔情涌上心头，他这两天被无休止的争吵折腾得快疯了，觉得自己对伊利亚半点爱意也没有了，这时候明白爱不是卷土重来，爱一直没有走。 但他还是说，“我们离婚吧，伊利亚·布拉金斯基同志。” 伊利亚把围巾解下来在王耀脖子上绕了三圈，把他脑袋裹得像个白海葵，“现在晚了，您已经从头到脚都是我的东西了，王耀同志。” 伊利亚就这么扯着围巾两头把王耀拉进附近的酒馆里去了。王耀喝一杯他喝三杯，就这么着还把王耀灌个烂醉。太阳落山以后，酒馆里人实在是多，他们就走出来了，在涅瓦大街上散步。街角有个流浪汉，摇着手风琴唱《山楂树》，王耀往他破帽子里放了一把硬币，自己和着琴声的调子一路唱下去：“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列车飞快奔驰，车窗的灯火辉煌……” 王耀醉得腿脚发软，伊利亚不得不半搂半抱地携着他走。后来气上来一用力就把王耀扛起来，健步如飞地往巷子里拐。王耀在他肩上颠得吐，把伊利亚的大衣吐得一塌糊涂，不过倒清醒了些，大叫着伊利亚你把我带哪儿去？伊利亚不说话，到了一户低矮的房门前，这才把他撂下。王耀走进去一看，三四个孩子，凑了一大家子人在个茶炊前围着。屋子不大，天花板非常低矮，窗户很小，光透不进来就显得黑漆漆的。孩子们都转过脸来看他，把他吓了一跳，扭头问伊利亚：“你的？” 伊利亚说看你怎么理解，弟弟妹妹也算是我的孩子吧。反正我得照管他们。伊利亚克制地说了一点自己家里的事，母亲病死了，酒鬼父亲前几年死了。 怎么死的？ 冬天喝醉了酒，掉进河里了。 伊利亚也是拿自己一份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不过现在一个妹妹已经许了人家，还有个大一点的弟弟在外面上寄宿学校，多少好过些了。他跟王耀谈起自己的家人，好像乌托邦里写的，新人结合之前要先脱光了衣服给彼此看看身上的缺陷和伤疤。王耀又往屋里看了一眼，忽然拔腿便跑，伊利亚也不去追，眼光落寞地盯着脚尖，就这么站在原地，如梦初醒地小声念叨：“他要跟我离婚……他要跟我离婚……” 但是王耀很快回来了，怀里抱着一个大纸袋子，笑盈盈地弯腰进门来从纸包里抓出糖果，分给每一个人，糖果在放茶炊的小桌子上堆不下，瀑布一样洒到桌子底下。然后自己在孩子们中间坐下，左手抱着瓦西里，右手搂着娜塔丽娅，很快就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看见伊利亚站在门口的阴影里，向他伸出手来说伊利亚！你愣着干什么，快来。 伊利亚沉默着走过去坐下了。他知道了，王耀轻而易举就超越了他在乎的一切人间琐屑，他要的是一种更纯粹价格更高昂的东西，这价钱是他付不起的，而王耀又绝不凑合。
回去后他俩还是吵，伊利亚简直冥顽不灵，而且近乎自暴自弃地对待两人间的关系，气得王耀从抽屉最底下翻出结婚证来说走走走离婚现在就去！伊利亚冷笑一声，用不流利的中文说：“亲爱的王耀同志，我们苏联不承认你们的结婚证，你本来就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伊利亚劈手把红本本夺过来扯个稀碎，他比王耀高出整整一个头，一双大手两下就把证件硬纸封皮撕得稀碎，物理上说纸张折到一定程度就无法再次对折，伊利亚的力气看起来能够轻松跨过这个界限，直将一本巴掌大的证件对折得比喜马拉雅山还高。他把一大把碎纸洒在地上，砰地甩上门走了。 王耀气得摔了一个杯子两个碗，磨着牙心想伊利亚布拉金斯基我操你妈，但是婚一时间离不了，下午单位有事却要立刻用到结婚证，他骂骂咧咧地坐在地板上把证拿胶带粘起来，因此迟到了，还得一通好骂。 跟伊利亚离婚到目前为止堪称是王耀生命里头一号的艰险，当时中苏友好是受鼓励的，厂长和街道办妇女主任知道了他要离婚，轮番来给他做思想工作，要求他举证感情破裂，要求举证的目的就是逐条驳倒它们。伊利亚年轻，伊利亚英俊，伊利亚这好那也好，跟着他王耀前途无量。王耀敢怒不敢言，心想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阻力太大，而且现在的单身汉连个单人宿舍都混不上，勇谦和春燕可怎么办呢。 后来王耀消停了一阵子，不闹了，他偶然发现伊利亚在悄悄销毁一些资料，敏锐地猜到中苏关系间的裂痕不必他们这对貌合神离的夫妻要小，伊利亚在中国待不久了。 千辛万苦地又熬了三个年头，风向果然变了，苏联专家很快要撤走，厂长和妇女主任又来问什么时候离婚，王耀终于拖着伊利亚走进民政局，伊利亚脚步呆滞，木头一样被他拽着走。民政局的同志拿着大印章往结婚证的最后一页盖印，那一页贴满胶带，咔半天咔不上去，同志说要不你们去街道办开个证明再来，伊利亚得逞地笑起来；王耀神经紧张地一把抓住伊利亚胳膊，生怕他跑了，不行，王耀同志说，今天我非要在这离了不可，离不了我不走。办事员说好吧，特事特办，你们重新办一张新证吧。 新证需要新照片，五年前还是黑白照，现在就能拍彩色的了。王耀和伊利亚各自站在取景框两边，摄影师说凑近点，他俩就一寸一寸地挪，终于挪一块去了，王耀嘴一撇露出一个嫌弃的表情，接着想到这照完就解脱了，遂嘴角上弯成一个真心实意的笑容，八颗白牙，标准。 办事员唉了一声，接过崭新的结婚证，敲下钢印的时候咔哒一声，仿佛他们这宗天下最浪漫也最邪恶的主义的丧钟。 王耀神清气爽地走出民政局大门把旧结婚证随手揣兜里，一会儿忘了，三天后洗衣服才掏出来，随手扔进抽屉里。又一个月，他把伊利亚送上了回国的飞机。
伊利亚走后，王耀在政治浪潮里跌跌撞撞，大革命里被打倒了，关进牛棚里教育，厕所也扫过，地也种过，批斗也挨过，又被流放到边境农场劳改。 在农场，每个人一天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从一斤到半斤到二两，他饿得头昏眼花，浑身浮肿，劳动的时候背着石料，站起来又跪下去。走在他后面的人替他向管教求情，说，这位是中央的翻译同志，不能承受这么高强度的劳动……管教说要么你替他干？还中央翻译，右派都是干部，你们哪一个比他差？哼，都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人就缩回队伍里去了。管教于是让人用草绳拴在王耀脖子上，让前者的人拖着他走。王耀在黄土尘埃中挣扎的时候，管教又说，谁让你当右派？你如果不当右派，就住在苏联人的公馆里，想吃什么吃什么，谁能管到你头上！苏联人公开批判斯大林同志，是自取灭亡，你当俄语翻译，还嫁给苏联人，也不是好东西！我听说你前一年就跟苏联人离婚了，你政治觉悟这么高，咋还到这儿来了哩？ 王耀反而笑起来，想起十年前去伊利亚家见到的挤挤挨挨的屋子和一堆孩子，还公馆，笑着笑着他霍地站起来，迎着烈日往前走去。 半夜里他睡不着，饿得胃里火烧火燎，只有眼睛出奇地亮。到农场来的路上，他沿路见到逃荒的女人孩子，那会儿手头还有点粮食，干巴巴的硬馍和窝头，一口一口地掰着，到这儿也都分散了，但凡那时候剩下两口，这会儿也不至于那样难过。可是女人和孩子们瘦得干巴巴的脸，叫他怎么能不管不顾？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坐起来，豁然看到月亮悬在头顶上，月亮又圆又亮，就像那天的北戴河一样，像伊利亚眼睛里不灭的光一样。天哪，天哪！王耀哭起来，被打倒的时候他没哭，被批斗的时候他没哭，繁重的劳动和饥饿都没压折他的脊梁，这会儿无声地哭起来了。我怎么变成了这样！我怎么变成了这么卑劣的人？伊利亚知道了，是会笑话他，还是鄙视他？ 啪地一下，监视的管教走过来一皮带抽在他脊梁上，干什么呢？大半夜不睡觉，是不是在捣鬼、向特务发信号？ 当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伟大的理想变成今天这样。 王耀依然咬着牙活下去，活到平反，活到开放。他提前退休，又回到当初吃了大苦头，把他高尚的梦想摔个粉碎的劳改营和边境农场，定西的荒凉和甘南的贫瘠，他一一见过，并且把一切都记叙下来。那会儿他跟阿尔弗雷德恢复了联系，美国人要陪他去，他坚定地拒绝了，总觉得这些事情是家丑。阿尔在电话另一头叹口气，说，好啦，我知道你跟布拉金斯基从头到尾都是一伙的。 王耀说不是这样的，但挂了电话仔细想想，确实有那么一个瞬间觉得，有伊利亚陪着他就好了。伊利亚懂。伊利亚不会嘲笑他，伊利亚一定会陪着他。他们是能同受苦，不能共享福。 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不得不请阿尔弗雷德帮忙。勇谦早他半年被打倒，在学校，人家叫他揭发右派分子王耀，勇谦说，你他妈才右派呢！无论谁来劝都是劈头盖脸一顿骂，年底就给定了坏分子送到云南农场改造去了。勇谦千辛万苦从劳改农场给王耀寄信来，说在这里吃不饱穿不暖，哥哥，勇谦说，饿啊，给我寄点吃的来吧！ 那时候王耀处境也不好，通信和出行，一举一动都受监视，只好回信里把勇谦劈头盖脸骂一顿，说他不相信思想改造会让人吃不饱。他随信附寄了几斤勇谦爱吃的点心，但也绝不敢多寄。点心的油纸包里塞了几斤粮票，再不敢更放肆了。这巴掌大的小包点心在邮局叫人退回去了，极右分子还有什么公民权？王耀有同事路过，阴阳怪气地斜着眼说王翻译别操心别人了！你很快会比其他人更需要这些。 春燕在美国读书，毕业在即，打越洋电话来说希望回国，为国家效力。哥哥觉得呢？这一问本来是随口，春燕想王耀绝不会阻拦她，可是做哥哥的一反常态地骂道：叫你学理论物理，虚无缥缈的理论能为国家做多大贡献？国家现在需要的是实用性人才。王耀一边骂一边在心里祈祷春燕别回来，春燕别回来，我们家里不能是三个落网的囚犯。春燕呜呜地哭着说我知道了哥哥，我听你话。 春燕冰雪聪明，果然明白了。再没电话来，就此断了联系。 王耀平反是十年后的事情了，把他调回首都坐冷板凳。年关将近，中央要派一个调查班组到边境农场去，他为此去求阿尔弗雷德，出门前特意换了一身挺括的西装，他有年头没穿这样的衣服了。站在镜子前把自己一打量，王耀知道自己长得好，比春燕还好，哪怕在最艰难的时日里也是憔悴的美，回首都养了个把月，艳色又一点点在这张脸上重新开放了。他是美而自知的，只是他不在乎，命运并未因他长得美就饶过他一分一毫。况且这个世道，你爱惜什么，什么就是你的把柄，等着人家来把一切都砸个稀烂。 阿尔弗雷德申请跟随调查团，把他带上了。 在前往勇谦改造的那个农场的路上，王耀跟阿尔谈起这个弟弟，勇谦本来叫永谦，他们爸爸说小弟怯怯的，胆子小，改一个有力的勇，就这么定下来了，用到现在。 我怎么写下那些话的啊，王耀自言自语地说，我怎么写得下去的？挨饿的滋味我不是不知道……勇谦那一年还是个孩子，才十七，十七…… 勇谦不在农场，王耀一个一个问，一个窑洞一个窑洞地找，阿尔弗雷德在场部冲干部们拍桌子：就是在解放前的国民党那里，一个大活人没了，也该有个交代！人家反而回过头去把王耀盘问开了：你姓王，你弟弟怎么姓任？ 王耀低声说这都是很远的家事了……反正，他是我弟弟，我得管他，您给行个方便吧。 哼，现在想起管来了？ 终于有人看不下去，把王耀拉到一边说，任勇谦早死了，第五年他尝试逃跑，饿昏头了，跑也跑不快，拼了命在外人眼里也跟慢动作似的，管教从后头上来给了他一棍子，他倒在地上就咽气了，尸体拖到乱坟岗早让狼给叼了。 他当年铺的席子还在，旧铺盖被后来的人接着用下去，破得不成样子。王耀问我可以把这席子拿走吗？我买新的。 说着慢慢地弯下腰去把席子掀起来，两只手小心翼翼地像捧起一幅年代久远的国画真迹。席子掀起来，在场人都吃了一惊，在那个铺位上睡了几年的人都不知道下面还有字，王耀一看就跪倒在地。是勇谦的字，用手指甲划下的，刻得很深，覆盖着灰尘和陈年血渍。勇谦写：哥哥哥哥哥哥哥哥。恨。哥哥哥哥哥春燕哥哥。 勇谦连一把枯骨也没留下。 王耀抱着那床破席子跟阿尔弗雷德回去了，眼睛干涸了，一滴泪也没有。这个时候冬天快到了，阿尔弗雷德把他按在首都，不准他再到处跑，他就窝在筒子楼里。 刚平反的时候，他患了心理上的饥饿症一样，总觉得吃不饱，现在简直怕了跟吃有关的一切，勇谦啊！一想到吃他的心就痛楚地皱缩起来。起初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他就翻译些俄文材料，索尔仁尼琴记叙的古拉格群岛。废寝忘食地翻译，把眼睛都看花了。 其实勇谦没死，开放以后，王耀跟人合伙做生意，春燕听说他下海，很吃了一惊，哥哥，你可别反叫人家给卖了呀……你缺钱吗？为什么要去做生意？王耀笑着说钱还嫌多吗？转天就跟几个商人到东南亚去了。 时代是大大地变化了，王耀希望走出书斋去更近地观察这个世界，他要知道到头来，究竟谁对谁错。 其实谁对谁错都无所谓了，但人总得有点念想才得活。 王耀就在那里见到了他。一开始，他没认出勇谦，一个人从十七岁到三十七岁，少年到中年，错过了一整个青年时代，变化是多么剧烈——只是心头没来由地突突跳；勇谦可是认出他来了：毕竟哥哥那样的好相貌，找遍中国上下也没有第二个。勇谦存着二十年的深恨，把他生意搅黄了，王耀看他不讲理，也不生气，只是好性情地笑一笑。 他这一笑像钩子一样把勇谦的全副魂魄勾过去了，给王耀添麻烦不能满足他，他要找到王耀，开枪给他两个子儿也好、搂着他嚎啕大哭也好，反正他得干点什么，平平自己心上的浪涛。半夜里他冲进王耀的客房里，那时节王耀还没睡，生意黄了，一伙人都发愁，聚在一起商讨对策，王耀的朋友说，这个任勇谦，以往都是很给面子的，这回是怎么地了呢？ 王耀好像被雷劈了一道似的，一字字地问：“你说什么？” “我说这个任勇谦——” 勇谦就在这时一脚把门踹开，他见了王耀，反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二十年，要么一个字不说，一说就太长太长了。勇谦本准备闭嘴，一看见哥哥那双平静美丽，静水流深的眼睛，一下子无论如何也忍耐不住了。 他自己拉了把椅子，坐在桌对面给王耀说当年的经历，这么多年过去了，疼的地方早好了。但是一提起往事，记忆依然新鲜滴血：他逃跑被发现，人家往他后脑上来了一棍子，以为他死了，把他丢在乱坟岗，到了晚上，有狼来吃死人尸体，他也被手臂上咬了一口。你看，哥哥，这儿，就这儿……他写信给王耀诉说饥饿，王耀反而回了那么一封信给他，他就怀着这份恨意活下去，那个天寒地冻的夜晚，一想到王耀这么对他，浑身就泛起热量来。他靠着这一点恨火跑过边境，到越南去了。 王耀笑了笑说你可以继续恨我，能活下去怎么样都好啊。你没死真是太好了，老天待我不薄。 这就算不薄。 王耀在筒子楼里翻译材料，过得平淡。有一天，办公厅打电话来，说王翻译！真不好意思要麻烦你，我们要接待一位俄罗斯客人，人手不够，你能不能来帮一帮忙？ 帮忙指的是接机，当天下了大雨，候机大厅里挤挤挨挨的，有个男人甚至被挤到外面的露天里，把大衣顶在头上挡雨。王耀去得迟了，主任有点想发脾气，念他是老资格，不好横加批评，强忍下了，脸色精彩。火烧眉毛地跺着脚说王翻译，你看看，客人不知上哪里去了，我们因为不懂他说话，这一阵子又乱，哎呀呀，闹出事情来可怎么办？ 王耀本想到广播室去发个俄语通告，走过长廊时，福至心灵地来到雨里，把伞撑在那男人头上，用俄语问他：“我叫王耀，您是中央经贸办请来的那位同志？” “是的，我叫伊万。” 那男人就把大衣拿下来，拘谨地微笑。这张脸一瞬间把王耀整个人击中了，好像十年光阴统统倒流回眼前来了。但脸上一点声色都不露，带着伊万回到按部就班的接待流程里。在车上，他用中文叫人家把资料拿给他看，姓名一栏明晃晃地填着：伊万·布拉金斯基。王耀险些当场背过气去。十年前接伊利亚，十年后接伊万，接了哥哥接弟弟，他王耀造了什么孽跟布拉金斯基这个姓氏纠缠不清？ 他们兄弟俩长得是够像的，只是伊万眼睛的蓝是天空的蓝，淡淡的，朝王耀扭过脸来，仿佛十年间岁月重来。 晚上安排酒会，主任差点冲王耀鞠躬，王翻译，老同志！行行好，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吧！把他不情不愿地拉去了。酒会办得不小，连大使馆的人也请来一些，王耀跟在伊万身后，人太多，推挤得他有点追不上。望着伊万的背影，他有点恍惚，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伊利亚在前面走，他怎么追也追不上。好在伊万是听话的，走了两步发现他没跟上，自动停下，回身来看他，腼腆地微笑。 阿尔弗雷德在另一边喊他，“嘿！嘿王！我在这儿！” 王耀对他说抱歉，我有工作。指着伊万，“介绍一下，苏联计划经济部副部长伊万·布拉金斯基同志。伊万同志，这是美国驻华大使琼斯先生。” 两个人礼节性地握了握手，看起来不像要打一架的样子。 散了晚宴，他们三个另找地方喝酒，阿尔弗雷德不爱烈酒，一看王耀一副不醉不休的样子，赶快找借口撤了。剩下伊万喝酒也不行，三瓶伏特加就放倒了，王耀本想嘲笑他不行，忽然想到不是伊万不行，是伊利亚把他带出来了，伊利亚海量。 他把伊万扔了，自己到北戴河边上吹风，不由自主地唱起来“哦最勇敢最可爱到底是哪一个，亲爱的山楂树啊请你告诉我”，十年前他跟伊万在涅夫斯基大街上也唱这歌，他给灌得烂醉，伊利亚走两步就得把他往上捞一把。那一天的月亮也真好，又圆又亮。十年前他事事都要找伊利亚帮忙，十年后遇到个沟沟坎坎还是唱着他教的歌。其实最勇敢最可爱的小伙子究竟是谁这还用问吗？在他心里永远都只有那一个。擦肩而过了的那一个。 他想起照耀十年前的列宁格勒，也正是同一个月亮。 王耀走出去很远，吹了半夜凉风，酒醒了，人也平静下来，想起伊万还被他扔在店里，赶快回去找，没找着，他泄气地一叹，知道是早走了，好家伙，这叫什么事儿？伊利亚当年怎么对待他的弟弟妹妹，他又是怎么对待伊万的？ 千辛万苦地靠脚走回家，累了个七荤八素，倚在公寓楼前一棵树上回了口气，才接着往前走，拐过去就见到雾蒙蒙的天里，台阶上正坐着一个伊万，腿上放着一个白信封。他伸直了两条长腿，紧紧裹着外套和围巾，正对着自己的双手哈气。这跟伊利亚太不一样了，伊利亚在西伯利亚驻防多年，简直被冬将军收入麾下，北京的冬天他全然不当一回事，一年四季穿着军队发的薄大衣。 伊万看见王耀来了，露出一个拘谨的微笑，以示自己对被丢下毫不介意，王耀脱下自己的大衣披在他身上。 “谢谢。”伊万说。 “我送你去招待所。”王耀虽然这么说，却并不动，现在天光刚刚露白，跑到招待所去，未免太麻烦那里的同志了，他正站在那里考虑把伊万怎么办好，对方显然看出他心思，睁着一双蔚蓝眼睛问： “我可以麻烦你吗？” 布拉金斯基——又一个布拉金斯基！王耀恨恨地想。但他没法拒绝伊万，太奇怪了，伊利亚跟伊万明明长得这么相像，却好像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王耀闭嘴往楼里走，听见身后一阵悉窣之声，伊万从台阶上爬起来跟在他后头。走进楼里光线骤然暗下，王耀已经走惯的了，闭着眼睛也能摸到家门口，伊万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往外掏钥匙的时候，王耀问他： “等很久了？” “也没有。”伊万说，“其实不是来请你收留的，王。我本来回了你们的——招待所，刚好收到大哥那边的来信，想到该给你看看，这才来的。” “急什么，白天见面的时候还多着呢。” “一刻也不能等。”伊万斩钉截铁地说道，他的声音还是很轻柔，这句话却说得有些严厉。 王耀于是想到自己上一次收到伊利亚来信已经是很多年前了。伊利亚写给他的所有书信他都收在盒子里，放置得很妥帖，但阻止不了纸张发黄发脆。伊万已经把那信封递过来，王耀看了一眼纸面上打印的蓝色俄文字母，心脏怦怦狂跳起来。 王耀并不接那个信封，他走开去按照规矩的待客之礼，给伊万塞了杯热茶，替他把大衣和围巾挂起来，忽然好像漫不经心似地问道： “我听说他已经是功勋工程师了。” “是的，他上一封信里提了。”伊万说，“不过我猜大哥过得……不太好。” 我也一样。 王耀心想。他走到窗边，看着下面空旷无人的街道，听着这些话，忽然非常想与伊利亚再见一面，不是作为有缘无份的夫妻和情人，而是一条路上的战友和同志——想和伊利亚说说话，听他再叫他一声“王耀同志”。他想告诉伊利亚自己跟他一样，这十几年来他把人间大苦头都吃过去了，如果伊利亚过得不好，他也感受过同样强烈的痛楚和折磨。曾经他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是胸怀壮志的青年人，做着同一个天下大同的梦，后来梦碎了，即便如此，还是可以隔着国境线共经患难。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才修得共枕眠，他们同床共枕的一千零一个夜晚，是两国风风雨雨的二十年。他真想再见到伊利亚。看一看——看一看他那铁灰色的眼睛。除了那张离婚证，他连一张伊利亚的彩色照片都没有。伊利亚也一次都不到他梦里来。 我也一样，伊利亚·布拉金斯基同志，我也一样。我也一样。我也一样。 伊万说：“王，你是知道大哥这个人的，如果他觉得遇到困难，绝不可能寻求帮助，反而会把身边的人都赶走，赶得越远越好。我就被他大老远赶到中国来了。他总这样，像个他最反对的那种暴君似的，我不敢不听他的话，如果我擅自跑回去看他，他更要发脾气，觉得是不是自己衰弱了，管不了我们了。王，你看一看信吧。” 王耀就把信封接到手里，信封掂着轻如蝶翼，信纸只有一张，薄薄地对折起来。抽出来看：一则讣告。 一则讣告，轻飘飘落在地上。 #APH #露中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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