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皮

#APH #露中 #G 2000年的二月初，家家户户忙着筹办春节，在外打拼的都往回赶，怀里揣着热乎乎的念想，且高兴又熬过一年。一年到头，最值得高兴的就是终于到头了。王耀反倒往国外飞。在首都机场的大厅里出现时，他是个容貌端正、神情温和的老人家，穿着一身浆洗干净的西装，脚上是布鞋，一手拿着手杖，是大使馆的朋友送的。腋下夹着个包，里面就两件干净衣服，一些钱，笔记本和一支笔。早年他干翻译时，经常出差，被几个厂借来借去，都是这么把几件东西裹起来就去了。他这行头，中不中，洋不洋，上半截差顶礼帽就是活脱脱的欧洲绅士，下半截又把西裤和布鞋凑在一起。站在机场那“北京欢迎你！”印着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黑头发，红头发，黄头发亲近依偎的大广告牌下，倒是一件活招牌。过年期间的机场那国际航班上，依然十分拥挤。其实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在乎春节，节日在年轻人那里已经失去了它原本所代表的沉重涵义，仅仅是个放松的借口罢了。在一年里最长的假期出国去玩玩倒挺好的。王耀坐在第三排中间的位置，被一个旅游团包围了。这是个由一群大学生所组成的队伍，青春的气息令人眼花缭乱。大家一个劲儿地说啊，唱啊的。唱的是老掉牙的俄语歌。王耀面带微笑地听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十分厌烦，就把头扭过去。时尚这东西真令人难以置信。在他年轻的时候，大街小巷也都放这首歌，梦里都是。来来回回的把人烦死。大学生们问他干什么去，这样一个老先生，也和他们一样不着四六地过年出国玩儿吗。王耀依然带着笑容回答： “前两年，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信，他没回，我要亲自把信送到克里姆林宫去，亲自送去……” 孩子们被吓着了，面面相觑，以为他是偏执狂、神经病。王耀舒坦了。他往后靠在椅背上，廉价航空的椅子很挤，不和周围的人碰到是很不容易的。飞机慢慢地起飞了，地面上的灯光已经离他们很远。升上一定高度之后，飞机上的灯光也纷纷熄了。王耀看着一排半座椅之外那黑漆漆的窗玻璃，窗户外面大部分的视野都被机翼所遮挡，看起来是一片白花花的雾霭。这种气氛十分容易伤怀。王耀如果忧伤起来，总是与伊利亚有关。他俩已经离婚快三十年了，这一点还是无法改变。渐渐地，王耀感到思念伊利亚时的那种隐约的痛楚十分温暖。他数度割伤自己，就为了用涌出来的血液取暖。二十年前，他从伊万手里接到伊利亚讣告。伊利亚一向是个工作狂，据说，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铅笔头，在改图纸，人家和他说话，他头一点一点。同事以为他困了，叫他去睡，他一下子扑倒在桌面上，死了。王耀想象这个场景，总觉得伊利亚是骂骂咧咧的，一个人要是有精气神儿骂人，还会死吗？他在北京遇到伊利亚以前的同事，对方只知道王耀和伊利亚认识。唏嘘地谈起这桩事，对方很惊讶地说布拉金斯基先生最彬彬有礼、从不骂人。您不了解他吧？王耀失去了兴趣，懒洋洋地说：嗯，只是快二十年前同事过一阵罢了。据说一开始，伊利亚被判十年的改造，后来改成十六年，再后来赫鲁晓夫死了。王耀曾经盼望伊利亚前来与他相见，在梦里盼着了好几次，但现实中一次也没有。据说，伊利亚结束改造之后，没有离开监狱，而是作为狱方的工程师持续地在当地工作着。那监狱实际上是个庞大的组织，有权力命令囚犯们劳动。囚犯们的肩膀扛起了好几座宏伟的工厂。是啊，那里是能用得着伊利亚的。他也没有往外写信什么的，死后，讣告电报给了伊万。当时伊万在中国。得到消息之后，就走了大半个晚上过来告诉王耀。在那个没通暖气的斗室中王耀的身体因酒精耳炙热发抖，手里捏着那张纸，心想，绝对不能让这个兔崽子看出什么来，但还是哭了。

信纸的边缘不齐，伊利亚用手指尖掐着，试图修正。后来又用牙咬。信纸依然带着食物的香气，还有他指甲缝里不可避免而带有的那股子机油的味道。等他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把信纸对半撕开，而且吃掉了半个巴掌大的一块。这让他怒火中烧，骂起来，且将整张信纸都掷在地下。这阵子响动并未引起什么人的注意。禁闭室是没有看守的，没这个必要。从顶上传来一阵遥远的震动，似乎又有车进来了，这个点儿，运来的应该是煤。他知晓和煤的应用有关的一切知识，但这时候想到的是和王耀一起度过的不多的几个冬天，在王耀的单人宿舍里烧煤炉，差点把命送掉。后来他们有了房子，就把煤炉放在厨房里，冬天，一家人挤在那个黑洞洞的小厨房里，四双眼睛一起盯着发出红光的温暖的煤炉，上面坐着一口锅，有白菜，豆腐，香肠…… 伊利亚又坐了下来，感受着大地的震动，同时用手在地上摸索着，把信纸捡了起来。信纸晒得半干，很脆，受不起他的折腾，现在已经碎成一块块的。他叹口气，一块一块地都吃了。生土豆皮有种腥味，但干了就还好。他像中邪了似的不断咀嚼着，即使那点不多的食物已经完全被磨碎咽下去了。真不知道王耀会对此说什么。伊利亚想象他睁大眼睛，用夸张的语气，说：你们给我的男人吃土豆皮！忍不住笑了。他已经在这个充作禁闭室的地窖里关了快一个星期，伙食是土豆皮和二两左右的面包，混着木屑。这些东西越吃越饿，还不如啃自己的鞋底。伊利亚捻着那些土豆皮。他已经攒了一小沓……土豆皮在此地另有妙用，他知道有很多人用土豆皮来作信纸，给家里人写信。不管能不能被收到，这总归是一种念想。他又想起王耀来了。如果给王耀写信，该怎么开头呢？鉴于他们已经离婚有一年多了，如果还称他作妻子，王耀肯定会特别生气。开头应该是：亲爱的王耀同志。他幻想王耀在明亮的大房子里，比他们当年住的那一室一厅还要大和明亮。有一张木头的、铺着白桌布的书桌。王耀坐在书桌前念信，念了一个开头，就把脸板起来，然后又忍不住笑。把信纸扔到一边，说： “这都是些什么！” 然后又卡住了，他实在不知道能对他说什么。伊利亚在黑漆漆的地窖里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地窖仅仅三步长宽，在角落里找到了一块腐烂的白菜叶子，吃了。说明散步也不是完全没有成果。他在心里琢磨，到底应该是“尊敬的”王耀同志，还是“亲爱的”王耀同志。或许应该是尊敬的、亲爱的王耀同志。这样保准万无一失。王耀会说：啊呀！您对我比对斯大林同志还夸张。可能已经来回踱步了有几个小时，但他一点也不觉得累。不过，关进来的这些天他一直有计算时间，可是为了忙着写信，完全把这事忘了。直到有人把顶掀开了，他才知道已经是白天。人家放下梯子，要他上来。伊利亚高大健壮，不用梯子，双手一撑就爬了上去。上去以后，人家就催他赶紧回到自己的监号里去，等着点名。到处是人，呜呜泱泱的，大家都在问要上哪儿去，但得不到回答。有个老头说：怕不是要枪毙？枪毙！直到所有人上了火车，还是不知道要去哪儿。伊利亚也不关心。他像树桩似的站在窗户边上，两节车厢的交汇之处，心想，也许真是要枪毙。他刚刚给王耀写了信…… 火车喀琅、喀琅地吃力地行进着。伊利亚凝望着太阳下闪耀的铁轨……很多人悄然把土豆皮或烟盒上写的信，外面卷上毛票，扔出去。必须卷票子，不然没人捡。但即使这样也毫无希望，仅仅是火车行进的风，就足以把那轻飘飘的信纸吹走了。除非找到一个什么东西来捆住它……不叫它被吹走，否则没有意义。伊利亚沉思着。他的兜里有土豆皮信、一点面包渣、毛票、忘了还给王耀的一张买青菜的供应票，还有党徽。 ……好像这样就已经够了。

王耀把档案复印了好几本，夹在腋下走了出来。很多苏联时期的资料，到现在已经解禁，但外国人想要查阅，只有花钱到档案馆里复印。许多年来，王耀一点一滴地积攒着金钱做这件事。他一年要往返俄国的几座大城市两三次。自己那点积蓄肯定是不够的，勇谦供给他钱。一开始他说不要：没有钱，攒攒不就得了？何必伸手向人呢？勇谦就哭。多大的人了竟然还动不动就哭。他哭，王耀倒笑了：什么世界！竟然有人哭着求着给他钱。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翻看着那些资料。这是关于西伯利亚一座劳改营的。营地里的人是从一处较大的营地里分出来的，特意挑选了健壮些的人，为的是能干活。很多人在转移的火车上把写给家人的信卷在毛票里扔到铁轨上去。本来应该是无伤大雅的小事，但有人告密。纪律部于是进行了彻查。好在当天下了大雨，无论是土豆皮还是毛票，都被沤烂了。最终只有一个人受罚。因为此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用党徽的别针把土豆皮订在了一起。一页一页、又干又脆的土豆皮，上面能写几个字啊。王耀叹了口气。听说此人因此被延长了刑期。在做出处罚之前，进行了一段审讯，当时发生了什么已经不可考，他所作的口供，原本是有录音的，大概三分钟。但如今也已经遗失。据说，是用中文作的口供，是在卖弄自己前往中国援建的资历。纪律部的同志说：这是反革命。在冬日的街头，王耀把档案合了起来。还是回宾馆去吧，恐怕要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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