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煤矿场

武侠播客专栏第一篇：游侠与刺客的史记。

系列第一篇，当然要开宗明义，先来讲一下何以想做这么一个栏目。 这栏目的主题是跟着古龙读武侠。古龙是武侠小说家，但杂文也写了不少。此人好交际，爱在小说里编排朋友，也常受命给他的编辑朋友们做点豆腐块以填天窗之用。杂文在世上的几种豆腐块文章中是最难写的，古龙常说他有时候烦恼到恨不得像乌龟一样满地爬，可惜爬上高速路也没用。有一次倪匡问他：你为什么写不出稿？他说他心情不好，倪匡又问：你为什么心情不好？他说，因为我写不出稿。 杂文之难，难就难在一个“杂”字，古龙的杂文结集，标题一总地叫做《谁来跟我干杯》，前面的几篇以“不是”为题的文章简直不知所云，基本上是随便翻开词典找一个词就开始瞎掰，掰也掰不了几百字，盖因题目太随意，而灵感这东西又偏偏像是感冒时的鼻涕，你找着了纸，又偏偏打不出喷嚏来了。后来他多少有了点经验，不再大谈幸福、音乐、自由、不幸、张彻……这类太深太广的命题，而是在几个大题目下从小处着手，写出来的东西就好看多了。这几个大题目总的来说有三种。第一种是吃的，台北的小吃。我这不是美食栏目，就不介绍了。 第二种是他身边的人，这些人往往也都是他爱编排到小说里的人。比如那篇著名的《牛哥的三奇》。 第三种，是谈武侠小说的，有夫子自道，也有对武侠小说这个类型的理解。古龙是一个致力于求新、求变、求突破的作家，看他讲概念很好玩的。本专栏的底本正是他所作的系列杂文：《谈我看过的武侠小说》。顾名思义，当然就是讲他看过的武侠小说。一个或许比较反常识的事实是古龙的阅读量相当之大，他看过的武侠小说，就是一部武侠小说简史。我不是要做史官，只是想和自己喜欢的作家一起看看闲书，就是这个栏目的由来。

开场第一部，先讲史记中的两篇列传。世人探究武侠小说的缘起，有种说法是自太史公的《游侠列传》开始，中国就有了武侠小说。我国历史既然很漫长，大家做学问也总有种毛病，老想开百年、甚至千年老店，但古龙说他不赞同这个观点，他说： 因为武侠小说是传奇的，如果一定将它和太史公那种严肃的传记相提并论，就未免有点自欺欺人了。 古龙的意见是：《史记》不是小说，所以即使它的部分篇目带有武侠色彩，也不能算武侠小说。就像明月可以照亮，但你因此说它是个电灯胆，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他这观点我不同意，所有他可以称之为“学术观点“的东西我基本上都不同意，但这不妨碍我对他的喜爱，毕竟我是想和古龙做朋友，又不是想和他的学术观点做朋友。 司马迁和汉武帝同时代，这书是公元前的作品，前前后后写了十四年。讲了帝王将相，也讲了平民百姓，讲了上古时代的先贤，也讲了他身边的人和事。在选择他的传主和挑选史料上，司马迁有惊人的举重若轻。在他以前，没有人想过普通人也该被记住。 几乎是同一时代，在西方，也有人做和司马迁同样的事，他就是作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荷马。 荷马的史诗虽有史料价值，依然被归类为文学作品，司马迁的史记虽有文学价值，依然被归类为史料，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出身和信仰的不同，影响了两位作者接触史料的方式。而立场的不同也影响着后人看待这两部作品的方式。文学家看它们是文学作品，历史学家看它们像史料。 荷马是个盲眼的游吟诗人，他所吟咏的歌谣，是从远古时代就口耳相传着流传下来的。司马迁是世袭的史官，受我国史官文化的熏陶，他能接触到大量的文书资料，并学习用传统的方式来整理、归纳和在君主制的框架下合理地评述它们。但这不能说荷马对待史实的态度就比司马迁更不严肃。司马迁也经常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去搜寻资料，比如他曾到韩信的故乡去，向乡人们听取了他年轻时的事迹。 以我国古代的史学观念来看，中规中矩的史料应该是像《左传》、《春秋》那样，不要说作品就是写在竹简上，连作品本身的气质都很像竹简，一条条的，非常森严和简短。与之相比，司马迁作史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他的文学价值。 有读者认为史记像历史小说，因为情节的传奇而存在着大量疑似虚构的部分。其实并非如此。传奇是什么，就是“流传下来的前人们的奇事“，史书是前人事迹能得以流传的重要载体，所有传奇都是从史料中来的。不管这史料是一手或二手的，出于庙堂的史官，还是民间的诗人，抑或村口树下乘凉的老太太。 写一部划时代的纪传体通史，不是作论文。司马迁有时候不会直说他史料来自哪个房间哪个架子哪一篇哪一目，这样会破坏文本的韵律，但他会用隐晦而巧妙的方式点出来。项羽英雄末路，率领最后的那八百兵卒，深夜突围时，有一段记载： 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项羽死后，尸身被人争夺撕裂成五块，五个得到尸块的人都因此封侯，赤泉侯杨喜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家族一直延续到武帝时候，第四代杨敞就是司马迁的女婿。可见霸王自刎乌江的事迹，应当是他从女婿口中听来的。 杨敞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事迹流传了四代当然也会走样，即使本来是事实，传了四代也会变成故事。何况杨喜本身的视角就极其有限。我举出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荷马接受和处理史料的方式，司马迁也在使用，二手资料的价值，史学界有长期的纷争，但这绝不是虚构的。他治史的态度极端严谨，而一部史书的文学性与史料价值，从司马迁手中得到证明，他们也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关系。 荷马也一样，他可能没有条件接触到更可靠的文献，但庙堂之高的史家们，也没有条件接触民间流传的那些壮美的传说。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地说，这两部作品，谁是史料，谁是小说，我们只能发自内心地为人类拥有这两部伟大的作品而会心一笑。 史记无疑是有文学价值的，而且有两种极其惊人的贡献。第一种是美学上的，司马迁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我们说，杂文难在杂，那么散文就难在气。古龙的小说经常写得像散文，如果是散文，那就是很好的散文，就因为他有这股气。司马迁的散文给人以美的享受。其实他当然可以像左传那样地写史记啦。 我给大家把同一件事情各自念一段。这是鲁庄公三十二年，《左传》的记载： 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閟，而以夫人言许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圉人荦自墙外与之戏，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杀之，是不可鞭，荦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门，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乡者牙曰，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针巫氏，使针季酖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归及逵泉而卒，立叔孙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子般即位，次于党氏。 这是《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 三十二年，初，庄公筑台临党氏，见孟女，说而爱之，许立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长，说梁氏女，往观。圉人荦自墙外与梁氏女戏。斑怒，鞭荦。庄公闻之，曰：“荦有力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杀。会庄公有疾。庄公有三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庄公取齐女为夫人曰哀姜。哀姜无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开。庄公无适嗣，爱孟女，欲立其子斑。庄公病，而问嗣于弟叔牙。叔牙曰：“一继一及，鲁之常也。庆父在，可为嗣，君何忧？”庄公患叔牙欲立庆父，退而问季友。季友曰：“请以死立斑也。”庄公曰：“曩者叔牙欲立庆父，柰何？”季友以庄公命命牙待于针巫氏，使针季劫饮叔牙以鸩，曰：“饮此则有后奉祀；不然，死且无后。”牙遂饮鸩而死，鲁立其子为叔孙氏。八月癸亥，庄公卒，季友竟立子斑为君，如庄公命。侍丧，舍于党氏。 什么叫散文？散文如歌如诗，好的散文，念出来如行云流水，口舌生香。左丘明毕竟不是文学家，我们不是在要求他，但由此得见司马迁的行文之美。此外，事情虽然是一样的，但他给人物的行为、心理，做了剖析，这些剖析入情入理，让我们马上感到，古今同心，古人并不是另外的人种。这是他的第一大文学贡献。 第二大贡献是文体上的。 接受过义务教育的都知道，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纪传体有什么好？我们先看它有什么不好。史记之前的史书都是编年体，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以历史事件为主体，那么时间就是很好的锚点。相比之下，纪传体丧失了对历史发展的整体观察，容易让人陷入一人一事的漩涡中。可它同时也脱离了时间锚点的束缚，自由地讲述人的行动。有人说能够抛开事件去讲述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也是纪传体的优点，其实不然，讲经济和民生有年鉴派，编年体并不是不能解说经济和民生的。 实际上纪传体在记述历史上唯一的优点就是好看。从史记开始，历史不再是事的集合，而是人的集合。编年体的时代，人是事件发生的载体。可是在纪传体的时代，事是人与人欲望、野心和梦想所激荡冲突造成的后果，也就有一个隐含的意义，那就是随着人心的动摇，事情的面貌也就有了千万种可能性。这就让历史不再确定无疑，而变成了种种巧合汇集的河流。古龙的小说尤其适应于这个特点，他的小说人物大于故事，有某种情节，只是为了要展现人物的某种方面。比如李寻欢被污蔑为梅花盗，其实究竟是梅花盗、梨花盗、杏花盗都无所谓，梅花盗采的是花、是国家机密文件还是蟹堡王配方也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他要勾勒出一个人在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一个他以为是家的地方，已经筋疲力竭，只想休息，却忽然发现自己其实举目无亲……那时候，他那凄凉、孤寂的精神状态。 司马迁的文学贡献就有这么大。第一次，中国的文献中出现了人的身影。以至于后世要写人的故事，脱不开史记的影响，即使他们自己没意识到。 小说是什么呢？野史稗言叫小说，它并非是排斥真实性的，最多我们可以说它们的真实性难以证明罢了。史记的年代虽然没有正儿八经的小说，更没有什么类型小说的概念，但史书正是小说最早期的实践。司马迁的观念和技巧，乃至他的审美取向，无疑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小说家们。 小说为什么是人的小说？为什么历代的小说们都是这样的基本结构：首先有一个主角，也可能好几个但没有特别多的，基本上是一两个吧。其次有一段赞语，来评价他的人生。最后有围绕着他的许多事件以塑造他的形象。这些事件往往有详有略，以戏剧冲突的刺激性来划分其篇幅。 是因为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要是没有司马迁，没有讲人的习惯，只有说事的习惯，那么现在大家看的最精彩的小说，估计也就像梁羽生那样，首先，出现了一个人物，你以为他是主角，没想到是炮灰。炮灰的死引出了另一个人，你以为主角终于出现了，可是他竟然还是炮灰，就这样一炮连着一炮，烟尘千里，硝烟还没散去，你已经给他呛死了。 史记所用的人物塑造的技巧，一招流传两千年都还未用老。《游侠列传》说： 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 这夹叙夹议，再用罗列人名来营造一种世事沧桑之感的手法，到儒林外史也还在用。比如第五十五回，《弹一曲高山流水，添四客述往思来》： 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冠、婚、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 往下就花了两章的内容来罗列人物，一列就列得我哇哇大哭。小说是种很玄妙的东西，实际上它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摆出来列在那儿吗。为何却引得人心有如此之多的感伤呢。 我们可以看到，史记非但对武侠小说有开创性的贡献，实则它对所有中国人物小说都有莫大的贡献。因为它并没有标榜自己是小说，就否认它的贡献，这显然也是偏颇的。

古龙选了《游侠列传》来解释武侠小说的缘起，我把《刺客列传》和《燕丹子》也放了进来。因为游侠和刺客，正是武侠小说的两种经典形象，正如名门正派和魔教。这也是司马迁为我们塑造的两种经典形象。 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读一读游侠列传的序言。 《游侠列传》虽不是武侠小说，却有武侠之气。开头第一句就说得好：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单是这句话，就常常被后世的武侠小说引以为格言。 韩子，就是韩非子。这句话出自《韩非子·五蠹》。五蠹，就是五种社会的蛀虫：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其中的带剑者，佩戴刀剑的人，就是游侠和刺客。韩非子说，学者们用他们的思想武器来对抗法令的束缚，而侠客们直接用武力去触犯国家暴力机器。他对此二者都不赞同，可是世俗社会中却往往只称赞学士，而轻视了侠客们的力量。 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着于春秋，固无可言者。 那么，假如是像以学识成为卿相，辅佐君王，功载史册的大学者，那我们当然没什么好说的。 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 季次，又叫季况，姓公晳，名哀，季次是他的字。原宪就是子思。两人都是孔子门下的弟子，一生不仕，过着清贫的生活。 子思性格狷介，非常高傲。子贡曾经对子思说：“嘻！先生何病也？”，就是说，他问子思：蛤蛤，你是有什么毛病吗？ 原宪仰而应之曰：“宪闻之，无财之谓贫，学而不能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 他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叫做贫穷，一边学着人生的种种大道理，引以为是，另一边却把它当放屁不去践行，那才叫做有毛病。我只是穷，可是并没有毛病。 死而已四百馀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这两个人，死了有四百多年了，可他们的追随者源源不绝。现在的游侠们，他们的行为虽然放荡出格，不为公序良俗所容，然而他们说话诚实、行为果敢、看重自己的诺言、为了人生的信念，敢于牺牲自己的性命。他们扶危济困，即使赴过汤、蹈过火，也不夸口自己的贡献，不肯炫耀自己的光彩，他们的行为，多少也有值得我们称赞的地方吧。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世人因为游侠们通常社会地位低下而看不起他们，可是人生的逆流，是人人都会遇到的。就像当年虞舜曾在粮仓里被父母和弟弟合谋烧死，伊尹当地位低贱的厨师，傅说服过苦役，吕尚在棘津，也就是盟津，度过了几乎终身的不得志的岁月，李白的《梁甫吟》说：“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说的就是他的事。 管仲下过死囚牢，百里奚曾经替人放牛，孔子也曾经困于陈蔡之间，饥肠辘辘。这些人，都是学者们所称赞的伟人，依然有困于命运的危难，何况大家都是普通人，生活在并不安稳的年代，他们即使过得不那么光鲜，又有什么可以苛责的呢？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这个鄙人可并不是鄙人的谦称，我也不是个谦虚的人。鄙人的意思是粗鄙的人，也就是红尘俗世中的我们这些普通人。俗人们说：哪有什么仁义，有利可图的就是好的。所以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而周朝的天下依然坐得稳稳当当。盗跖、庄蹻是凶残的强盗，门徒却用“盗亦有道”来歌颂他们的道义。所以说，小偷杀头，大盗封侯，封了侯，你就能定义什么叫仁义。这话有道理。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现在的学究们，认死理，与世隔绝，他们对人生的感触，哪里比得上那些混迹红尘之中，与世浮沉，历遍沧桑而成为传奇的人呢？出身卑微的人为卿大夫们看不起，被认为是没有性格，愚蠢，贫穷，生来要被统治和奴役，可他们却能重信义、不怕死，他们的人格是高尚的。所以读书人们在困窘之间，和这些人交往，他们交往到的，分明是一些贤能、豪迈的人。假如我们真的让那些乡间的游侠和季次、原宪这样的伟人来比较身份和地位，比较对社会的贡献，他们当然是比不上的。可世界上少不了这样的人。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埶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古时候的平民侠客，早已无从得知他们的故事了。在近代，有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些人都因为是王公贵族，借着权势招揽天下贤者，在诸侯间名声响亮，他们当然也可说是贤德的人。这就像顺风呼喊，当然会让人感到更洪亮和清楚。可是那些市井之间的侠客们，艰苦、诚恳地做事，渐渐地闻名于天下，这要困难得多了。然而儒家、墨家，对这些人很排斥，不在自己的文献中记载他们的事迹。先秦时代，平民出身的侠客的事迹早已湮灭无存，我对此感到深深的遗憾。我听说，汉初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虽然经常触犯法律，然而他们廉洁谦退，他们的道德是高尚的。他们的名声不是假的，也没什么人会无缘无故地恭维他们。至于那些结党营私，以暴力欺凌弱小、肆意妄为的人，游侠们也不齿和他们为伍。我常对世人把朱家、郭解这样的侠客和那些暴徒混为一谈而感到难过。 这篇序言，堪称是武侠精神的解说。侠客不光是说会打架的人，要这么说，当世第一大侠客是原子弹。 侠客，是一批布衣，他们或许饱尝命运的苦厄，可是依然能急人之急，诺言称信，不爱名利，天下为先。 《游侠列传》写了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五位侠客，刺客列传也写了曹沫、专诸、聂政、豫让、荆轲五名刺客。 这五名刺客都为自己的主君献出了生命，他们的主君可能并不是什么世俗意义上的好人，荆轲的主人燕丹，更是公认的缺心眼儿。但司马迁说：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他把自己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写这五个人，他们的刺杀有成功，有不成功的，可他们都贯彻了自己的志向，没有退缩和害怕，也没有后悔。这又是武侠精神的第二个方面，一个认死理、尚血气的方面。更暴力的方面。这种暴力，与其说是刺杀行为的血腥之暴力，倒不如说是刺客们的坚强意志中所贯彻的一种精神的暴力。他们甚至连成功都根本不稀罕：已成仁，何必成功？这是与我国的一种唯利是图的世俗精神背道而驰的，也是对它所作的深刻的讽刺。 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道德性和讽刺性的根骨，至今仍是武侠小说的脊梁。没有对道德的思索和对世俗的讽刺的武侠小说不值得一看。 但是古龙更进一步，他有时候连武侠小说本身都讽刺。有时候连讽刺武侠小说这件事都讽刺。 接下来我们谈谈《燕丹子》。作者自称是燕太子丹的门客，写下了荆轲刺秦王的始末。它的写作时间有争议，大体上在秦汉之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汉人传记小说，共有三卷，本来已经亡失，编四库全书的时候纪晓岚实在喜欢，私底下抄了一本，传到如今。古龙说史记不是小说所以不能作武侠小说起源，燕丹子倒确实是小说，而且比唐传奇都还早得多。 这个故事犹如慷慨悲歌，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注脚。它不仅在于让荆轲刺秦的整个前后行为逻辑更加顺畅了，而且也塑造了极其独特的人物形象。燕太子丹在这故事里和个疯女人似的，她和荆轲互相给了彼此三种考验。荆轲要黄金、要千里马、要美人。是在考验她能否为了自己的目的付出金钱、有钱也买不来的稀世奇珍，还有什么稀世奇珍也换不来的宝贵的爱情。 此三者，都是人生之大欲。燕丹本来已经有了，却能为了刺秦统统舍弃。她舍弃的方式是超乎常人的决绝，正常人其实也根本不会舍弃，在这种关头，大家其实一般情况下想的都是怎么卷钱跑路。可是燕丹奉献和摧毁了自己的一切。黄金，打了水漂，千里马，剖了心肝来吃。美人，剁下她的手来。她在给出答案的同时，也在考验荆轲的心智。非有极端强韧的精神不能承受她的考验。不过荆轲正是她想找的那种人，那种在被秦王砍断两手，坐在铜柱下面等着比死还悲惨的命运降临的时候，还能笑得出来的人。 燕丹虽然不在《刺客列传》中，但她森然的面目，确乎是一位披发跣足，咬牙切齿的刺客。 刺客列传讲的是先秦时代的故事，其实汉代的刺客一点也不少，但刺客属于先秦，游侠属于汉代。汉初的政治倾向，决定了游侠风气的盛行。这一类任侠人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四公子们供养门客的历史。鸡鸣狗盗之徒纷纷投到这些养士的大贵族门下。这一类群体的散漫活动体现了社会制度的松动，但正因为他们是为了一口饭吃就任其驱使，所以只能说是食客，还称不上游侠。 汉代才有游侠。他们虽然还是会为了一口饭做各种各样的事，杀人越货，结党营私，霸占市场之类的事情是很常见的，但他们不再有主人了。有时候奴隶的精神生活不见得比自由人更悲惨，他们只要尽量避免遭受肉体痛苦，并且听从主人的命令就行了，但这些无主的游侠们，不得不开始思索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虽然以现在的史学眼光看他们是一个群体，但当时，他们一个个都是孤立的人。把他们的形象从文学角度做了固定的，是史记，塑造游侠形象，给游侠一词下定义的人，是司马迁。时代的气质影响了他的人格，而他的文学气质又影响了时代的人格。 从这个角度来说，司马迁自己也是有深深的武侠色彩的。他在《报任安书》中说：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这是一个已在世俗的彼岸的人，向着人间发出的呼喊。他决心做个倜傥非常的人。这是武侠气质的根芽。

我们说，司马迁对人生的审美和要求是“倜傥非常“。如果我们在一个没有唐宋元明清的平行世界，没有刘邦项羽，没有三国争霸，我们把史记看作是一部小说，那么郭解、朱家就是他的主角。 如果我们这个平行世界里，玉娇龙、张丹枫、楚留香、黑珍珠，都是真实存在的，武侠小说竟都是传记，那么主角就是他们的传主。 那么我们用这个倒悬的眼光来审视司马迁的人物。世上有那么多任情恣肆的大人物，司马迁为什么选择朱家、郭解来当他的主角呢？他们两人其实都出身低贱，很穷，一个经常窝藏逃犯，另一个自己就是逃犯。他几次说郭解这人其貌不扬，嘴巴也笨，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值得写的呢？可是司马迁偏偏就认为他们就是那“倜傥非常“之人。他一定曾从这书写中得到过安慰。史记如果是小说，就是给普通人的小说。史记如果是传记，就是为普通人所作的传记。它不属于帝王将相。它属于我们。 就像我不同意古龙，小听众们也可以不同意我。但这不妨碍大家受一回我的招待，来在这个读书会中，我们在一部不是武侠小说的作品中读武侠，就像月亮虽然不是电灯胆，但月下独酌和在黑漆漆的屋子里枯坐相比，确实不太容易把酒喝进鼻子里。 从前的几期播客都有片尾曲，其实是我用来水时长的。想了想还是不要放弃这个传统吧。我给大家挑了我最爱的生祥乐队的《有无》，是他们给《大佛普拉斯》所作配乐的其中一首。 希望大家享受最后的时刻。不喜欢我的播客不要紧，不喜欢生祥乐队我真的会伤心哦。 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