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煤矿场

1938年，几名年轻的广播员决定跑上一场马拉松。这是大战前的多事之秋，先是纳粹入侵奥地利，六个月后，希特勒宣称苏台德区的德国人受到虐待，而他当然要迅速采取行动，解放这些可怜的受苦同胞。戈培尔进一步指责布拉格窝藏苏联战机。整个欧洲在战争的阴云下噤声。这一年，一贯采取孤立主义的美国刚刚开始认真地报道世界大事，东西海岸第一次交换了电台。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经理给伦敦的威廉·夏伊勒打去电话，问他可否做一个围绕巴黎、罗马、柏林、维也纳、伦敦五城，时长半小时的综述。

爵士平时不是个太多话的人，但当救护车在他脑袋里来回摆弄那些精密的零件时，他总是忍不住地东拉西扯，而且竭力保持声音的平稳，但救护车能看到他脑模块中掌管恐惧的区域是如何地被过度激发。电讯号狂潮般涌入那个节点。他的手依然很稳，将几枚螺丝拧下来，放在一边。

以往大家是不常看到千斤顶在营地里进出的，现在不太一样。他的新任务不再是驾驶那架小巧敏捷的飞船“千斤锤”满银河系地跑来跑去，而是呆在营地里对人类将军们从太平洋小岛上捞出来的天火残骸敲敲打打。至今为止，还没有人看得出他打算造出个什么来。千斤顶的设计风格从千斤锤上就可见一斑：它一直是整个赛博坦造型最先锋的飞船，那原本就够抽象了。后来所有人都经历着漫长而困苦的物资短缺，千斤顶不得不到处捡些飞船或同伴们的残骸来修修补补，现在只要他不自己开口介绍，大家绝不会发现那堆破烂是一架飞船。

“好故事。”一阵沉默之后，麦克阿瑟干巴巴地鼓了两下掌，“生动，跌宕起伏，应可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了，一定会像之前那出火星人闹剧一样轰动的。嗯……所以？我应该安慰你两句吗？” 擎天柱只是沉默着。烟幕不安地望着他，浑身到处细微地扭动，一会儿活动他的手指，或者从排气管中冒出一股蘑菇状的烟雾。这是他第一次列席军事会议，亲眼见证那些决策是如何被做出的，而不是仅仅在营帐外面等待有什么人出来给他下命令。虽然他现在发现得到一个命令并且一丝不苟地执行，总还比较简单，但烟幕一直期待着能做更困难的事。他爱着自己负重前行的同伴们，所以在这颗年轻的心中渴望着承担。

威震天把手中的地图甩得哗哗响。他想把它给攥住，但柔软的纸张垂落了下来。这已经是当今印刷技术所能制造出来的最大的军用图纸了，但在这位霸天虎的主人手中依然和块儿小手帕似的。他下意识地要把这东西揉成一团，擎天柱眼疾手快地把地图给抢了过去。

汽车人与霸天虎的首领并肩行走，实在是一个奇观。何况这是擎天柱和威震天，这两人都是从战争中得知对方的名字，之后没有哪一次被对方提起，不是咬牙切齿的。他们长年的敌对已经带有了某种传奇色彩，几乎就犹如白天与黑夜那样，成了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了。他们是一对儿——宿命中敌对的一对儿，不是吗？ 要是震荡波在这儿，他会说这一切不合逻辑，但他不在，所以不合逻辑的事情就像个逃课的学生那样自然地发生了。

在亚特兰大，他们再一次遭到驱逐。更多的人已经愤怒不起来了，在这趟漫长的旅途中，他们一路走，一路丢东西。许多人把生活的信念都丢在了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所以面对州警的威逼，大家只是顶多耸耸肩就顺从了。州警把他们押送到州境处，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新一轮的驱逐。就像被扔进碗里的骰子那样，不断地旋转……旋转……旋转。赌徒们紧紧地盯着骰子的点数，而赢或输和骰子本身毫无关系。

红蜘蛛出人意料地是贝格霍夫晚餐桌上的酒豪。希特勒本人不饮酒，但他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战争末期仍以国王般的奢侈为他的追随者们，1944年有资格与他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共进晚餐的纳粹军官及其家属提供丰富的酒品，二十多种白兰地和威士忌，当然还有红酒。三年前攻占法国以后，他的地窖又增添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收藏。

1932年8月，奥利安·派克斯离开了公用电话亭，回到街边。这是华盛顿那闷热、无精打采的夏日。派克斯还是第一次来到首都，但他感到这儿甚至比他位于内华达州的老家更加荒凉。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乎擎天柱的意料。他知道这对他的人们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无论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对他发出懊恼的轰鸣，他都接受，并且做好了准备要对他们一遍遍地解释这样做的必要。他必须要让他们理解：拥有领导模块并未让他变得超凡入圣，与其说领导模块总是指引他正确的方向，倒不如说它只是提醒他不要做错的事。这么一想，事情就简单了：他不能因为赛博坦人那没完没了的争执，而把无辜的地球卷入战火。